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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of our most brilliant historians, Tony Judt brings the past century vividly to life in this unprecedented and original history. Structured as a series of intimate conversations between Judt and his friend and fellow historian Timothy Snyder, Think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esents the triumphs and the failur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s most promin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ir ideas, guiding readers through the debates that defined our world. Spanning an era with unprecedented clarity and insight, Think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is a tour de force: a masterful analysis of the life of the mind and an unforgettable guide to leading the mindful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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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y Judt (1948–2010) was the author or editor of fifteen books, including The Memory Chalet and Postwar, which was a finalist for the Pulitzer Prize. He was the director and founder of the Remarque Institute and a professor at New York University.

Timothy Snyder is a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Yale University and the author of five award-winning books, most recently 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 He lives in New Haven, Connecti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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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奈德：我想问问你，历史知识和一种对当代政治的意识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认识历史的一个理由是，你可以避免某些错误。

朱特：事实上，我认为忽视过去并不是我们最大的危险 ；当前特有的错误是对它的无知引用。拥有政治学博士学位，且担任过斯坦福大学教务长的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曾援引美国对战后德国的占领来为伊拉克战争辩护。究竟对历史多么无知，才会做出这样一个类比？假定我们要想为当前的公共行为辩护，就必须要利用过去，那么真正认识历史的理由便是无法回答的。国民越是见多识广，就越不可能被欺骗说要为了当前的错误而滥用过去。

对一个开放社会来说，熟知其过去是极为重要的。操控历史是20世纪的封闭社会——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的一个共同特征。操纵过去是最古老的知识控制形式：如果你掌控着对过去发生之事的解释（或纯粹是欺骗）权，那么现在和将来便任凭你摆布了。所以，确保国民对历史的了解，纯属民主的审慎。

在这里，我担心的是“进步”史学的教诲。在我们小时候——当然，是我小时候和我设想的你小时候——历史便是一堆信息。你是以一种连续而有条理的方式——通常按照一个年代顺序——来学的。这一训练的目的是给孩子们提供一幅他们所继承的世界——在时间上回溯性——的精神地图。谁要是坚持认为这一方法是不加批判的也没有错。但用过去只是一系列需要纠正的谎言和偏见——譬如是一些有利于白人和男性的偏见，是关于资本主义或殖民主义的谎言，等等——这样一种直觉，来取代堆砌史料的历史，则是一种更严重的错误。

你不能这么来教孩子们美国史：人们普遍认为内战跟奴隶解放有关，但哈哈！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它实际上完全是跟别的东西有关。坐在前排的那些可怜的小家伙们都面面相觑，问道：“等等，她在说什么？什么是内战？它什么时候发生的？谁打赢了？”

这些意在——我们可以大度些——帮孩子和学生们形成他们自身判断的所谓...

p79

If you asked me which one essay by Marx I would recommend to a student, both in order to appreciate Marx's talents and grasp the central message, I think it would be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followed closely perhaps by The Class Struggles and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Marx was a polemical commentator of genius, whatever the shortcomings of his broader theoretical speculations. For this reason, I was largely unmoved by the debates of the 1960s between advocates of the ``young'' and the ``old'' Marx, the philosopher of alienation and the theorist of political economy. For me, Marx was always and above all an observer of political events and social reality.

p84

Snyder: Isn't part of the secret of Marxism that it was surprisingly compatible with native national traditions of radical ...

可靠性的真理不同于诚实的真理。做个可靠的人是按别人希望的那样去生活，而做个诚实的人则承认这是不可能的。类似地，仁慈的真理不同于批评的真理。激发起我们自己和他人心中最好的一面，既需要仁慈也需要批评，但它们无法一道出现。

朱特：我不认为萨特最严重的缺点是他在“二战”中没能看清问题。但我确实认为，应将他沦陷时期在政治上的近视放置于他一直怀有的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世界观下来理解。毕竟这个人是在没有任何明显的政治参与或反应的情况下，成功地熬过了30年代，尽管他曾在德国待了一年，也曾身处备受瞩目的法国人民阵线的激荡之中。回过头来看，毫无疑问，萨特——跟他的许多朋友一样——对这一切感到不安。他后来的一些关于诚实（good faith）、不诚实（bad faith）和责任感之类的道德著作，也许最好将其理解为是对他自身良心负疚的投射。

然而关于萨特，一直困扰我的是，他即使在三四十年代的模棱两可消散很久之后，仍无法清醒地思考。毕竟，为何他如此固执地拒绝讨论共产主义的罪行，甚至对斯大林晚年的反犹主义也保持了明显的沉默？毫无疑问，答案便在于，他做了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他不愿以伦理的术语，或至少不愿以一种会牵涉其自身伦理信仰的语言来考虑这些罪行。简而言之，他找到了逃避困难抉择的办法——而同时却坚称，逃避艰难的抉择恰恰是不诚实的表现，他对这种不诚实做了如此著名的界定和谴责。

正是这一无法原谅的混乱——或更直率地说，是虚伪——让我无法接受萨特自身的说辞。他这一代人似乎并不格外令人困惑和费解：跟让-保罗·萨特差不多同年出生的不仅有汉娜·阿伦特，还有阿瑟·库斯勒和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出生于1905年左右的那一代，毫无疑问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希特勒上台时他们刚界成熟，便被不由分说地拽入了历史的旋涡，他们面临着那个时代所有的悲剧性选择却无可奈何，只能主动或被迫地站在已为他们选定的立场上。“二战”之后，他们因为还年轻，在多数情况下躲过了他们前辈所遭受的声名扫地，并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主宰了欧洲（和美国）的舞台。

斯奈德：从思想上而言，是否存在一种明确的冷战自由主义？

朱特：最好把冷战自由主义者当作美国进步主义和新政的子嗣。那是他们的构成（formation，就该词的法语意义而言），是他们成型的方式，是在思想上塑造他们的东西。他们将福利国家和它所能产生的社会凝聚力，视为避免30年代极端政治的一条途径。正是这一点激起了他们的反共产主义，并赋予了它独有的特征：这种反共产主义同样受一个他们很多人在1939年之前的反法西斯活动中共同拥有的背景驱使。30年代的反法西斯组织、阵线、运动、刊物、会议和演说同样出现在50年代的反共自由主义当中。

在1939年之前，进步人士和自由主义者都处于守势。一种可辩护的中间立场这一观念受到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主张与吁求的双向挤压。正如马克·马佐尔（Mark Mazower）在《黑暗大陆》（DarkContinent）中所写的，如果你将时钟停在1941年，很难说历史会不言而喻地站在民主这一边。但50年代则与此不同。

冷战自由主义者的乐观源自“二战”的胜利，和之后战后危机出人意料的成功解决。除了民主德国以外，在1948年或1949年之后，共产主义便没有再在欧洲取得进展；与此同时，美国人则已经证明，他们有能力且愿意支持欧洲其余地方的自由经济和民主体制。冷战自由主义者相信历史站在他们这一边：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可能的且值得捍卫的生活方式，而且它会战胜其对手。它需要被捍卫并不是因为它本质上是脆弱的，而是因为它丢掉了以攻击性的方式维护其优点的习惯。

斯奈德：到了70年代，冷战自由主义者都已上了年纪，而美苏对抗也失去了一些意识形态上的针锋相对。

朱特：还有一些东西在发生变化，虽不太明显，但却是根本性的。冷战自由主义者尝到了思想和政治垄断终结的苦头，这种垄断是由新政改革者和他们的欧洲同行在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间施行的。从罗斯福到林登·约翰逊甚至到理查德·尼克松的西方世界，是由进步的国内政治和“大政府”所主导的。在西欧，社会民主党与基督教民主党的妥协、福利国家和公共生活的去意识形态化已是司空见惯。

但这一共识开始破裂。1971年，美国停止将美元跟黄金储备挂钩，从而打破了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the Bretton Wood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接着出现的是油价上涨，以及相继而来的那灰暗10年的经济衰退。大多数冷战自由主义者从未真正思考过凯恩斯主义：作为经济政策的基础，它完全是既定的。他们肯定没有思考过好政府的更高目的：它也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当诸如此类的假设遭到新一代保守的政策知识分子的质疑时，这些自由主义者几乎无以应对。

书籍介绍

One of our most brilliant historians, Tony Judt brings the past century vividly to life in this unprecedented and original history. Structured as a series of intimate conversations between Judt and his friend and fellow historian Timothy Snyder, Think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esents the triumphs and the failur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s most promin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ir ideas, guiding readers through the debates that defined our world. Spanning an era with unprecedented clarity and insight, Think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is a tour de force: a masterful analysis of the life of the mind and an unforgettable guide to leading the mindful 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