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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威斯特伐利亚？——编者序

部分观念、理念与范式的转换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国际政治

语言、建构和国际关系

女性主义对传统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

无法完成的规划

——对国际政治理想主义的再思考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现代民主困境与民主的普遍化

国际关系的相互依存与相互依存理论的发展

全球化与国际社会的法治

国际关系转变与新的范式构建

——评俞正樑、陈玉刚、苏长和的《2世纪全球政治范式研究》

新帝国主与全球共和秩序

——新帝国范式的理念贡献与缺失

国际关系历史观

第二部分现实的基础与可能

威斯特伐利亚之后和新安全观

地区主义、地区化和国际关系的变化

国际关系的次国家层面 地方政府与东北亚合作

失败国家 概念、指标、根源与治理

全球公民社会

——克服国际无政府的社会基础？

……

第三部分政策与行为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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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亲密生活中对权利平等的要求也是一种对认同的要求。关于权利我已经说得太多，但认同则说得太少。是时候来定义这个词了。认同是一个非常加拿大化的概念，因为它是由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首先提出，并使其成为政治哲学的常用术语。在日常用语中，认出某个人，是在某一张脸上贴上姓名，是将他或她从人群中挑出来。得到认同，是从匿名状态浮现，被人看到，被承认你的身份。当你得到认同的时候，你不再是一个无名之辈，你成了其他人眼中的某个人。群体为了类似的认同而斗争。他们想让大多数人认同自己，重新看待自己，不仅在法律上而且也在道德意义上承认他们是平等的。权利平等是认同的前提，但它还不足以确保认同。当个体和群体寻求认同的时候，他们想要让自己的平等得到认可，也想要自已的差异得到承认。在法律平等之外，群体寻求对他们的文化价值、传统和独特观点的承认。为认同进行的斗争通常要求一群人首先认同自身，克服他们的自我羞耻和自尊缺乏，然后按照他们希望被外部世界所看到的样子规划自己的形象。一且这个过程开始，斗争就变成要求外部世界改变对群体的观点，采纳群体当身减定式或刻板的观点，把其内部的成员既当作平等的主体，也当成与主流的差异已经得到承认和欢迎的人。(第108-109页

关于认同的全部困难显然在于，它是否意味着默许、接受或赞同。当多数群体给予少数群体权利时，它是在要求默示地接受，还是要积极地赞同这个群体的行为？比如说，同性恋群体想要的当然不仅仅是容忍，还要得到赞同。而赞同似乎来自平等的理念。但权利的平等是否必然要求赞同的平等？多数人已经认可了同性恋的平等权利，但这似乎并不意味着他们赞同，而不过是不情愿的容忍。

在权利革命的时代，对平等权利的要求也变成了对赞同的要求。实际上，甚至可以说，任何没有取得完全赞同的事物都是在否定被排斥的个体（或群体）的平等主体地位。但这里有一个问题一一通俗而言，它被叫做政治正确。对权利革命的一个根本批判是，它导致了一种程式化的、虚伪的强迫性赞同文化。当每个被排斥的群体既要求平等权利又要求认同的时候，多数群体会感到是被迫对那些做法给予道德的赞有重绝们原本最多只是容忍。结果政治正确成了一种新形式道德暴政的代名词：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暴及你不能在同性恋人群中谈论性滥交，以免看上去是在一般意义上贬低同性恋。你不可以反对照顾女性的平权行动，以免显得是拒绝完全认同和尊重女性。诸如此类。(第109-110页)

另一个问题，这些公共言论的限制是否实际上是一种暴政形式？任何有点记忆的人都知道，近年来的男权文化中普遍存在对女性和同性恋粗野的、攻击性和鄙视的评论。创造一种令各群体免受这些评论的阴霾影响的文化，不应当看作严重限制那些顽固坚持成见者的言论自由。所以综合权衡，权利革命最终导致强制性政治正确的观点很显然是一种误解。不过，终结一种随意的、欠考虑的贬损文化，显然不同于推动一种文化转向衷心赞成同性恋行为和偏向女性的“积极歧视”（positive discrimination）。权利的平等改变道德文化，是因为群体要求认同。在这个过程中，它们迫使性多数群体超越容忍，而走向接受和赞同。只要这个过程是协商产生的，只要它不表现为要求单方面无条件的接受，权利平等就能成功地走向完全认同，但如果主流群体觉得表达赞同而非仅仅容忍是被迫成的、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当权利和道德变化之间的关系被理解为多数群体和少数群体之间漫长艰难的跨文化协商过程，就会清楚地看到，权利是认同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即使获得了权利上的平等，同性伴侣也许还会期待他们的同胞公民也认同他们道德上的平等。这个过程会花一些时间，并且应当以合适的方式开展。不过，似乎也很难相信这种尊重最终无法实现。(第110-111页)

过去人们主要指责资本主义长期存在的不稳定性损害了家庭生活。但新的批判强调其对富足也带了不稳定。富足偏爱消费胜过储蓄、自我肯定胜过自我约束、现时思维胜过未来导向，从而改变了一个社会的道德经济学。富足还有其他道德影响。稀缺社会受到分配问题的困扰，因而忧心平等；只要贫困不再呈现为绝对的匮乏，富足社会便不那么担心分配问题。悖论的是，真正能够解决贫困问题的富足社会，似乎不像无能为力的稀缺社会那样关心贫困问题的解决。这一悖论也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过去四十年来的权利革命暴露了性别、种族和性取向方面的不平等，但更古老的阶层和收入不平等被排除在愤怒名单之外。富足提醒了我们存在一种对自我的否定，却令我们对贫困视而不见。我们糖懒地认定贫困已经消失。没有，它们只是变得不为入所见。(第114页)

但关于权利的一个反讽之处就在于，赢得了权利的人们并不一定愿意让其他人来分享。……权利要求我们担负起平等的义务——这个理念很不显明。……这呈现出一种讽刺的意味：要否定他人的权利，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声称他们否定了你自己的权利。

In the Matter of Section 53 of the Supreme Court Act(Reference Re Secession of Quebec), [1998], S. C.R. 217See also Diane F. Orentlicher, " Separation Anxiety: International Responses to Ethno-separatist Claims, Yal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3, no. 1(1998)

J. P. Humphrey, Human Rights and the United Nations: AGreat Adventure (New York: Transnational, 1984), see alsoJohannes Morsink,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编辑推荐

本书主要讨论的是国际关系的转变问题。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是由威斯特伐利亚会议确立的，因此现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也称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但在国际相互依存越来越加深，全球化日益发展，全球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该体系的一些基本原则正在遭遇越来越大的挑战。如何去认识、把握这些挑战？当今的国际关系是否正在经历一场根本性的变革？未来的国际关系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日益困扰着国际关系的研究者、观察才和实践者。本书提出了超越威斯特伐利亚这样一个问题，并试图从观念、理论与范式、2国际关系的现实、3国家的对外政策和行动，这样三个层面来对这个问题进行解剖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