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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忆旧》记录了作者从步入良友图书公司起，从事编辑出版事业的过程，以及对编辑出版工作的思考，并提供了大量有关三四十年代中国出版业的手的资料，特别是对进步出版工作的记述尤其珍贵。书中清晰地描绘了当年出版界和文化界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及错综复杂的关系，展现了老一辈出版工作者的工作状态，编辑与作者之间的友谊，同时，也传递着一种精神，一种为理想、为民众、为社会而奋斗的责任感。

我是怎样爱上文艺编辑工作的

使我对文学发生兴趣的部书

从爱读书到爱编书

我编的部成套书——《一角丛书》

鲁迅为《良友文学丛书》开了路

为了出好书——《鲁迅与书》序

重见丁玲话当年——《母亲》出版的前前后后

丁玲赠我以《母亲》

鲁迅与《木刻连环图画故事》

鲁迅·麦绥莱勒·连环画编文——参加连环画研究会有感

关于周扬编《高尔基纪念论文集》

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

鲁迅怎样编选《小说二集》

三十年代的革命新苗——专为“左联”青年作家编印的《中篇创作新集》

记四十五年前的一部小说年选

鲁迅编选《苏联版画集》

关于曹靖华编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

徐志摩和《志摩全集》——纪念诗人逝世五十周年

商务版《徐志摩全集》序

徐志摩和泰戈尔

记郑伯奇在良友图书公司

追叙未完成的《世界短篇小说大系》

郑振铎和他的《中国版画史》

耿济之在“孤岛”的上海

悼念蔡元培先生

关于钱锺书的《围城》和师陀的《结婚》——《晨光文学丛书》中的两本长篇小说

出版《美国文学丛书》的前前后后——一套标志中美文化交流的丛书

一面战斗、团结的旗帜——纪念生活·读书·新知书店成立五十年

后记

赵家璧（1908～1997），上海淞江人，编辑出版家、作家、翻译家。在良友图书公司做编辑期间，主编以左翼作家和进步作品为主的《良友文学丛书》。创办晨光出版公司，主编《晨光文学丛书》。1949年以后，先后担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曾任中国出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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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样爱上文艺编辑工作的

1922年我进松江县立高小，国文老师王者五见我喜爱看书，就把教员办公室书橱里几包多年来尘封未动的《新青年》、《新潮》，一本一本地借给我带回家去。这使我次接触到定期刊物这一出版形式，并从中吸取了许多新思想；更为我打开了知识宝库的大门，发现课本之外还有一个极大天地。接着我便常去离家不远的松江县立图书馆，借阅新文艺小说和《小说月报》、《学生杂志》等。正巧这两年暑假，由共产党员侯绍裘担任校长的景贤女中，假图书馆大礼堂办了两期暑期学术演讲会，应邀来松演讲者有恽代英、陈望道、邵力子、杨贤江、沈雁冰等，我和几位小朋友都去听了。当时说不上听懂多少，至多只能说是一知半解，但对后两位演讲者印象甚深，因为我已从《学生杂志》和《小说月报》的版权页上，知道他们分别是两种杂志的编辑。1923年，上海创办了《弥洒》，这本曾被鲁迅认为五四时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艺月刊，三位创办人中，赵祖康、钱江春都是松江人，胡山源正在景贤女中教书。这一刊物在小同学中广泛传阅，掀起了一阵热烈讨论的浪潮，这一则因为它是我们松江人编的，二则赵祖康的堂弟就在我们班里。事过后，我就和同级好友夏侠（松江叶榭人，天资聪慧，可惜升入交大附中后因厌世自杀）商议，我们自己不也可以编个刊物吗？这种天真幼稚的想法，在王老师的同意下，在毕业前几月，居然用油印机编印了几十本分送级友。至于刊名叫什么，内容如何，完全记不起来了；但《弥洒》的出版，确实给了我想长大了当个文艺编辑的个启示。

1925年“五卅惨案”在上海发生时，我已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读一年级。6月3日，美国校长卜芳济在全体爱国学生面前，竟不让升半旗为死难烈士致哀，强把国旗夺下，踩在脚底，一场反帝爱国的学潮爆发了。暑假后，离校师生五百余人在学生家长张寿镛、王省三的支援下，独立自主地建立起由我们中国人自办的光华大学暨附中，我就转入附属中学读高中一年级。全校师生弥漫着一股奋发图强救中华的爱国反帝热情。附中有学生自治会的组织，下设编辑部，出版附中校刊《晨曦》，我被推为四个编辑之一。1927年我升入高中三，第二卷起由我主编。我便大刀阔斧地把从教会学校带来的校刊中中西合璧的英文部分砍掉了。编排方法、封面设计和用纸都来了个大革新。虽是综合性刊物，重点放在文艺上。每期十二万字，由校内师生执笔，用白道林纸印一百八十页，加套色封面。每期印一千册，向校外公开发行。印刷成本除自治会经费外，不足之数，分别向同学家长所办工商企业兜揽广告，以资弥补。这三年，我利用课余时间写了一些文章，除发表于校刊者外，也投向《小说月报》、《学生杂志》和《申报•艺术界》等。校刊的清样，我自己上浙江路华丰印刷所校读；书出版后，我们几个同学一起踏车去本市分销处送货。眼看手写的文稿，一旦排成铅字，顿时变了样；再印在白纸上，加上一个漂亮的封面，钉成本本，送到众人手中，就被赋予了一种独立的生命，在社会上起着它自己的作用。这个奇妙的过程，大大地吸引了我这个中学生，感到我的一股劲，从此有了使处了。直到今天，我的书柜里还保藏着两卷合订本《晨曦》，想不到它已成为我漫长的编辑生涯的起脚点，更增加我对这一纪念物的爱抚和珍惜。解放后，上海文艺出版社把它编入《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这是我所没有想到的。

我从附中毕业是1928年夏。这年春，我代表附中毕业生参加大学毕业生组成的《光华年刊》编委会，让我当印刷主任。通过一位广东籍同学的介绍，次去北四川路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委托代印，一谈就谈拢了。这家专营画报、画册和电影歌曲的别具一格的新型出版机构，华侨投资，实力雄厚，备有新式印刷机，颇具规模，经营作风也正派。中国出版史上被称为本大型画报——《良友画报》，远销全球华侨社会，是他们的一面旗帜。创办人兼总经理伍联德，广东台山人，在岭南大学读过书，曾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儿童读物，为人热情豪爽，胸襟开阔，是一位具有爱国心、正义感的新型企业家。年刊印刷任务被接受后，我经常往“良友”跑，和伍联德一见如故，有很多共同的语言。年刊印成前夕，我向他告别，大家都有不胜依依之感。言谈间，我随便问他：“你们出了各种画报，如体育的、妇女的、电影的等等，为什么不出一种专给大学生看的呢？”他想了一下，就说：“你写个书面计划来吧！”9月中大学开学。有一天，他忽然驾车来校找我，说计划很好，邀我半工半读，立刻去担任编辑。这样的好运气，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但自问究竟不过是个大学一年生，决不敢独自去冒这个险。随后由伍另聘明耀五任主编，我任助编，1929年1月，《中国学生》月刊创刊了。可惜内容与我原计划的不同，销路呆滞。第二期起，明耀五辞职，去汉口教书，伍联德推我上台，就这样一直编到大学毕业前一年——1931年。

我是沿着“良友”所出画报的传统方法编这个刊物，有一定的知识性，偏重于趣味，思想性很薄弱。那时，日帝魔掌已深入东北宝地，蒋介石提倡不抵抗主义，高喊“先安内后攘外”，中华民族处于内忧外患交相煎逼的苦难深渊。1930年秋，学校里国民党特务学生挑起的一场学潮，我亲身挨到的拳打脚踢，大大地冲击了我那种不问政治的“清高”思想。1931年初，“左联”五烈士在龙华英勇牺牲；秋天，国民党反动政府颁布了《出版法施行细则二十五条》；反革命文化“围剿”随着在上海开始。四马路上的进步书店，正如鲁迅所说：“封闭的封闭，关门的关门，暗暗改换店主‘重复旧业’的也有。”而“良友”独处北四川路，却像世外桃源，什么风浪也刮不到它。我虽在大学里读英国文学系，自己喜欢研究美国现代文学，搞些翻译，写些研究文章，但平日接触到的国内外形势和阅读到的革命书刊，给了我更深刻的教育。例假日去四马路看看开明、北新和其他进步新书业的文艺出版物，开始感到当编辑就得当个有理想的编辑，出书就得出推动时代前进而有益于人民的书；回头看我过去三年走过的道路，不免自惭形秽。再环顾新书业所遭受的迫害，使我对自己的前途提出了严肃的要求。再隔一年就要毕业，作为一个青年编辑，在这样一个大动乱的时代里，难道不能有所作为吗？“良友”过去也出版过三十多种文艺书，未受读书界的重视。我就暗自盘算：能否在这里另辟一条出文艺书的路子呢？如果得到伍联德的同意，就把《中国学生》停办，专编文艺书。伍支持我开始稳扎稳打，从小做起。于是售价一角的《一角丛书》从1931年9月初开始出版。

这套综合性的小丛书，主观上争取多出文艺方面的。当时我认识的成名作家仅有同乡施蛰存，他个出来支持我。徐志摩正在教我英国诗和小说；陈梦家、何家槐等青年作家就是在徐志摩家认识的。小丛书出了几种，反应平平。不到一个月，“九•一八”事变突然爆发，接着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国内风云，瞬息万变。我意识到组稿工作再打不开，便无法满足大时代激荡下万千读者的迫切要求。正在我彷徨苦闷的时刻，创造社老将、“左联”重要成员郑伯奇来到“良友”编辑部，他开始为《良友画报》写国际述评，随后主编《电影画报》和《新小说》。他的到来，真似天上降下了一颗大星星，照亮了我前进的道路，也使我懂得了革命的道理。暑假毕业后，伍联德把我留下，接受了我的要求，《中国学生》停刊，给我一个出版部主任的名义，专管画报以外的编辑工作。当时《良友画报》销四万份，是全国销路较大的刊物之一，总编辑先是梁得所，后由马国亮继任，另有助编三四人。其他画报和刊物都由一人负责。我从此时起，在伍联德的放手信任下，也单枪匹马地去闯个新天地了。

巴金同志《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成立三十年而作》的文章中说得完全对：“我过去搞出版工作，编丛书，就依靠两种人：作者和读者。”但对那时的我而言，前者比后者更重要，因为我是否能在这个公司里留得下去，实现我的理想，就靠我能否找到受读者欢迎的作者，所以“作者是我的衣食父母”这句话，对我来说，是千真万确的。那时，来了郑伯奇，我的胆子更大，我的编辑思路更活跃了。组稿局面既已打开，作者队伍迅速扩大。这五年多时间里，我能够编辑出版不少好书，要感谢支持过“良友”事业的许许多多作家同志们。

早为《一角丛书》写稿的“左联”作家，有丁玲、阿英、周起应（周扬）、沈端先（夏衍）等，这套丛书共出八十种。1933年初，新创《良友文学丛书》，事前，由郑伯奇陪我去谒见鲁迅。鲁迅听我说愿意把文艺编辑作为自己终生事业时，他老人家亲切地鼓励我：“这是一种非常需要而且很有意义的工作，我自己也是搞这一行的，其中也大有学问啊！”过了不久，《良友文学丛书》就以鲁迅的两本译作开了头，接着茅盾、巴金、老舍、郑振铎、叶圣陶、沈从文、张天翼等著名作家的手稿源源不断地到了我的手中。1934年《中国新文学大系》编辑过程中，由于鲁迅接纳了我的请求，收回成命，继续编选，才不致功亏一篑。这些往事，我都已写入《编辑生涯忆鲁迅》中。近我把此书赠送给叶圣陶老先生，他给我复信中说的几句话，作了实事求是的评语。叶圣老说：“鲁翁毕生致力于编辑极勤，主旨唯在益人，其于‘良友’，即已尽力不少，信可感念。”

就在这一段时期里，我又编辑了《良友文库》、《中篇创作新集》、《苏联童话丛书》、《万有画库》、《世界短篇小说大系》和《徐志摩全集》等成套书；后两套，因故未能与读者见面。此外单行本也出了不少。我从实践中逐渐认识到，编辑工作不仅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而已，有些书也可以说是一种从无到有的创造性劳动。如果出了好成果，不但能推动革命，传布文化，保存下去，世代相传，也能为国家民族的文化事业做些积累的工作。

30年代因组稿关系认识的作家，在以后的岁月中，不少人与我建立了友谊。特别有几位著名作家如郑振铎、老舍、巴金等，在我此后数十年历经磨难的编辑出版生涯中，分别给予我终身难忘的鼓励和种种帮助。就靠这种雪中送炭的温暖的友情，才使我一直站在文艺编辑这个光荣的岗位上，没有退却，没有掉队。编辑和作者，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结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近，《新文学史料》总第14期刊出郑伯奇遗作《左联回忆散记》，有一段话提到我。他说：

“一•二八”事变以后，我应聘去作良友图书公司的编辑，我化名郑君平，不久身份就暴露了。好在这家书店以前是不问政治的，特务虽然来侦询过几次，我都躲避开了，店方也还应付过去。那时候，赵家璧同志刚从大学毕业，富于事业心，对新事物很敏感，对入也很热情。我们彼此有了相互了解，便着手商订《良友文学丛书》和《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辑计划。在组织稿件方面，他奔走出力多，因为有些作家，我是不便出面，也不愿意去见的。不可否认，这些丛书的内容并不令人十分满意，作者的名单也比较复杂，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的计划颇受读者欢迎，书店由此得到鼓励。

遗文末段所提的批评，完全符合当年的史实。因为如果不那样做，“良友”作为一个主要出版进步文艺书籍的据点，在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中，是不可能存在下去而不遭破坏的。今天回顾，从另一角度来看，组织不同流派作家的作品出版，对今天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工作者，倒也有一定的好处，至少可以了解当年文艺界的全貌，也保存了一些有用的甚至是有益的资料。当时“良友”组稿的面是广的，但也并非广大无边。

回想30年代许多著名作家乐意把自己的心血之作交“良友”出版，还有一条至今为作家朋友们所津津乐道的，那就是“良友”书籍装帧好。我们的文艺书极大部分是布面或纸面精装，有的外加封套封腰，许多书用米色道林纸印，这就深得作者的欢心。张天翼的《畸人集》，共有八百页，布面精装一厚册，包封正面印上作者近影，底面介绍作者另外两部新作。当年天翼拿到样书时，逢人便夸说这部书：“我的书次穿上西装，看多美啊！”可惜他所藏样书，十年浩劫中丢了。去年我去青岛开会遇见沈承宽同志，她说，天翼非常想念这个本子。她知道我手头还有，便托我照个书影给她。据说，病中的天翼见到这幅照片，还是高兴得合不拢嘴。这类装帧，鲁迅生前曾戏称它“良友式”；主其事者是“左联”成员汪汉雯，他经张天翼介绍，来“良友”负责文艺书的美术装帧设计，他是我的助手。

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良友”所在北四川路陷入战区，公司经理（伍联德早已辞职）把能赚大钱的《良友画报》迁往香港，向香港政府登记出版。留在上海的职工全部被解雇，我也失业了。从童年时代就作为自己追求的理想——当一个文艺编辑，经过约十五年的个人奋斗，终于得到了实现，这时又告中断了。但我并没有灰心丧气，我要把这个辛苦经营、略有建树的据点重新建立起来，那就是在1939年在上海成立的良友复兴图书公司，我仍然负责文艺编辑。因篇幅关系，不属于本文范围之内了。

编辑是一门学问。解放后不久，罗竹风就提出：编辑是杂家，在我国古已有之。近郭绍虞说：“学有二，有个人专攻之学，有社会通力之学。”后者就指编辑学吧。《书林》编辑部约我为“治学篇”栏写稿，此文怕不合规格，因为我仅把它写成又一节《编辑忆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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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四川版翻到最后版权页，上面仅印“1982年4月第一版”一行字，没有说明初版本的出版年月和何处出版，那么青年读者很可能误认为是作者新写的作品。我再查阅这几年各地重印的《四世同堂》、《寒夜》、《围城》，版权页上和《结婚》完全一个样。这引起了我的一点感想。文学作品一旦印成了书，它本身在社会上就是一种独立存在，在历史的长河里载浮载沉，经受它自己命运的摆布，有的历经沧桑，有的昙花一现；而一本书的生命史就记录在版权页上。所以国外的版权页，初版本、修订本、移交另一出版社出的新版本或纸面本，样样都作说明。我们的《鲁迅全集》，对各书初版本都有交代。这样做的好处，一则尊重出版的历史，二则对文学史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我还见到新出《老舍文集》内连众所周知的《二马》、《赵子曰》，都不注明是“商务”出的初版本。看来这些都是小事，但也同如何尊重历史，如何保护著作权都是不无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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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位老出版人的回忆录。作者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进入以出版《良友》画报闻名海内外的良友图书印刷公司，自此与新文学出版结缘。从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作总结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到徐志摩的《爱眉小札》、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寒夜》、钱锺书的《围城》……一本本新文学名作，经由作者走入万千读者的心中。 作者以亲切的口吻向我们讲述了一本本图书诞生的故事，动情地回忆了与蔡元培、鲁迅、茅盾、郑伯奇、郑振铎、徐志摩、曹靖华、丁玲等师友的交谊，记录了他们在动荡不安的岁月里孳孳于文化事业的身影。

书摘插图

书籍介绍

《编辑忆旧》记录了作者从步入良友图书公司起，从事编辑出版事业的过程，以及对编辑出版工作的思考，并提供了大量有关三四十年代中国出版业的第一手的资料，特别是对进步出版工作的记述尤其珍贵。书中清晰地描绘了当年出版界和文化界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及错综复杂的关系，展现了老一辈出版工作者的工作状态，编辑与作者之间的友谊，同时，也传递着一种精神，一种为理想、为民众、为社会而奋斗的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