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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學與長安學者

从文化哲學的視角看長安學的哲學内涵 王曉勇

長安學三層次説 何夫

我所知道的恩師胡錫年先生 石曉軍

長安學者的楷模—李之勤先生印象 黄留珠

漢唐長安研究

漢長安城的規劃布局與都市功能疏解探賾 賈俊俠 王博

求仙會神：神仙文化影響下的西漢長安城市景觀 梁陳

遠志與鄉愁：漢唐長安“灞柳”象徵 王子今

唐代長安的景教與道教 劉康樂

歷史文化探討

漢代風角術述略 劉銀昌

孝文帝改革之前的北魏政權是否存在“亂華”之現象 黄壽成

初唐延長爲亡母守孝期運動的政情與民俗—出土墓誌透露的解謎曙光 盧建榮

談武則天對政敵、情敵的改名改姓 張維慎

重探李翱：中晚唐士人的晚婚、擇婿和女性觀 謝宇榮

張伯端的宗教信仰探微 程寶良

以訛傳訛的“歷代醫師”名録—《南村輟耕録》卷二十四“歷代醫師”校讀札記 王雪玲 仝龍偉

薩迦果然巴的中觀思想 扎西郎甲

《奩史·飲食門》所見絲綢之路上的飲食、器物的文化闡釋 李燉

清代蒙古族詩人的義山接受 米彦青

人人有路通長安：近代西方人在西安的活動及其影響? 史紅帥

《三國史記》所載“天災地變”研究現狀及存在問題 林澤傑

從名士到國士—張季鸞心路歷程中關學積澱影響探 李滿星

墓誌研究

北周僭代西魏之史境再審視—從新見《拓拔初墓誌》等墓誌和史籍説起 王書欽

止園宅之間 極山勢之樂—從隋大業二年《王清墓誌》管窺園宅營造的時代風尚 周曉薇

新見隋薛萬壽墓誌研究 王慶昱

拭去塵與土 片石猶可憑—讀《唐劉子暉臨欲終時自撰墓誌銘》札記 王其禕

唐代《凉國長公主神道碑》考釋—兼論碑銘諱駙馬薛伯陽之原因 郭海文 遠陽

典籍研究及書評

吐魯番《史記》寫本殘片與《史》《漢》對讀的風習 張宗品

《女誡》《女論語》異同比較及原因探析 張静 焦杰

爲圖爲記復爲詩 不知天地與吾誰—王履《游華山圖記詩》整理前言 賈二强

中國農民史的拓荒人—讀孫達人先生著《農民中國論集》 黄留珠

四卷本《公元前後千年的陝西》樣稿選刊

總叙 黄留珠

《丰鎬崛起》導讀 王暉

《統 下》導讀 王子今

《魂縈長安》導讀 王子今

《盛世氣象》導讀 賈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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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小路由港口向上通向一块狭小的平地，那里散布着古城吕达（Lydae）的断壁残垣。两座可能属于希腊化时代的古墓连同整座遗址一同静静地矗立在那里，正如土耳其境内无数人迹罕至、只能步行进入并极少受到发掘的古典时期的城市遗址一样，可以勾起造访者无线的惆怅与幽思。我们可以轻松刮去浮土，发现过去的石板路面，可能就是该城市场上的人行道。该城极有可能是那些讲希腊语的城市的一员，在罗马的统治下繁荣发展，并一直延续到拜占庭时代。该城几乎未见于任何文献，仅在2世纪的天文学与地理学学者亚历山大里亚的托勒密（Ptolemy of Alexandria）所著的《地理学指南》（Geography）中有所提及。

无论多么超脱的史家，在撰写历史著作时也难以摆脱其思想的局限性。修昔底德是一个典型的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人。人是“万物的尺度”，所以修昔底德在思考战争的起因与进程时，众神并没有在其中起到直接作用。他致力于独自探究战争的起因，探讨城邦间的敌意在不同层面如何滋生。这种对人类的动机、恐惧以及影响人类决策的各种因素的执着探索，使修昔底德的作品超越了单纯的叙事。

埃及人坚信当法老去世时，其由神明所创造的灵魂会离开躯体，在其父太阳神拉（Ra）的陪伴下乘船升入天国。在每天从东方再次出现前，拉都是乘坐这艘船度过每个夜晚的。然而，若要使法老平安抵达目的地，就必须妥善保管法老的遗体，在王陵中铭刻法老的名字，并供应充足的物资以满足灵魂在来世的种种需要，因为埃及人相信灵魂仍需摄入食物才能生存。

只有法老的灵魂才能正常地去往另一个世界，其他人的灵魂（在这个时代）只能待在墓穴里，或坟墓下方阴暗的地下世界中。那些曾经受到法老特别恩宠的官员也有可能和法老一道升入天国，所以官吏们常常在靠近王陵的地方为自己建造坟墓，希望作为法老在来世的侍从升入天国。通过这种精明的方式，法老可培植大贵族与官吏的忠诚。

狮子与太阳神崇拜有关，在传说中，狮子负责守卫着冥界最西端与最东端的大门。该像因而象征着对金字塔的守护，并且把哈夫拉（胡夫之子）与太阳神之子的角色联系在了一起。

对于建造吉萨金字塔的动机，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法老们变得痴迷于维护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即宣示神性。

建造雄伟的陵墓无疑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手段。

时至今日，游览埃及仍是一种非凡的经历。尽管金字塔早已通过各种图画与电影而为人熟知，但它们的规模，更重要的是，进入其内室所带给游客的震撼并不亚于4000前。尽管阿斯旺大坝如今使一年一度的洪水泛滥成了历史，但沿尼罗河逆流向上的旅行仍令人感到，人们仿佛依旧如过去那样在沿岸的土地上耕作。在埃及南部的卢克索（ Luxor）、埃德夫（Edfu）、阿布辛拜勒（ Abu Simbel）等地的雄伟神庙，帝王谷以及女王哈特舍普苏特（ Hatshepsut）的陵墓，至今仍保持着摄人心魄的魔力。读者倘若能透过19世纪探险者的视角来体验上述旅程，可能会感受到更大的冲击，例如阿米莉亚爱德华兹（ Amelia Edwards，1831-1892年）的《尼罗河：溯河千里》就格外富有感染力。

在研究古代史的任何阶段，史学家都在依赖有限的证据对历史进行解读，即便发现新的史料，也往往将之纳入已有的理论框架，而非对整个问题进行重新思考。与巴克特里亚有关的史料随着时代发展而逐渐增多。在阿富汗的考古发掘中，法国考古学家保罗·伯纳德（Paul Bernard）于1965年至1978年在今天的阿伊·哈努姆（Ai Khanoum）地区所进行的考古发掘尤其值得一提。阿伊·哈努姆（其古代名称至今不明）虽是巴克特里亚的边防要地，但因周边的沃野与矿产而繁荣一时。该城显然曾是一座重要城市，城中心充斥着精美的希腊式建筑与希腊语铭文，但霍尔特认为，某些学者延续塔恩的传统，有强调该城的“希腊性”、将之描绘为文明的灯塔的倾向。这些学者的研究在1979年被逆转，因为苏联人在这一年入侵了阿富汗，并且拒绝在其考古项目中延续所谓的帝国主义视角，他们倾向于以少数民族的视角重建该地区的历史，不再强调希腊人所带来的“文明”。政治不仅决定了描述历史的方式，甚至决定着复原过去的方式。过去总是被现在限定着。

荷马形容他们“以航海者与骗子面之用他们的船带来了成千上万的小玩意儿”。至公元前9世纪时，腓尼基人

已在黎凡特沿海地区建起了不少城市，并且开始驶向地中海的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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