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拓十七帖一版一印 善本碑帖精华 经折装高清原碑帖原大原色拓本收藏鉴赏 王羲之草书毛笔书法字帖临摹入门范本 西泠印社出版社 网盘下载 pdf 免费 2025 在线 epub 电子版

《十七帖》是一卷王羲之草书的汇编，多为王羲之晚年写给益州刺史周抚的信札，以卷首有“十七日”而得名。相传真迹在贞观初年由进士裴业进献唐太宗，成为李世民收藏的众多王羲之书卷之一。此帖书法体势雄健，气象超迈，被奉为“今草极则”。

据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十《右军书记》载：“《十七帖》长一丈二尺，即贞观中内本也。一百七行，九百四十二字，是烜赫著名帖也。太宗皇帝购求‘二王’书，大王草有三千纸，率以一丈二尺为卷，取其书迹及言语以数相从缀成卷，以‘贞观’两字为二小印印之，褚河南监装背，率多紫檀轴首、白檀身，紫罗褾织成带。开元皇帝又以‘开元’二字为小印印之，跋尾又列当时大臣等。《十七帖》者，以卷首有‘十七日’字，故号之。”

令人遗憾的是，此卷真迹久佚，今天我们只能从《右军书记》对《十七帖》真迹的录文中，探知《十七帖》原迹共有二十帖，其先 后次序为:《郗司马帖》《逸民帖》《瞻近帖》《龙保帖》《积雪帖》《服食帖》《游目帖》《诸从帖》《旃罽帖》《谯周帖仁帖》《省别帖》《旦夕帖》《讲堂帖》《成都帖》《青李来禽帖》《药草帖》《虞安吉帖》《儿女帖》。

此帖真迹虽佚，但传世刻本众多，有敕字本、淳化阁本、贺知章临本、缺十七行本、颜真卿临本、米芾临本、宋无名氏临本等，名目繁多。现存刻本多为二十九帖，一百三十三行，一千一百六十字，未见“贞观”两字小印，不仅帖数、行数与《右军书记》中描述的有异，而且各帖的先后次序亦多有颠舛。另外，对照《右军书记》所作《十七帖》真迹录文可知，真迹中《谯周帖》在刻本中已析分为《谯周帖》《严君平帖》二帖。据此可知，刻本已非真迹原有形式。

“敕字本”因卷末刻有一个大“敕”字而得名，“敕”字下另刻有“付直弘文馆解无畏勒充馆本，臣褚遂良校无失”题名字样，故又被称为“弘文馆本”。在传世刻本中，历来以“敕字本”为正宗嫡系，而将其他刻本视为旁出支系。

传世“敕字本”《十七帖》刻本是依据“唐解无畏摹写、褚遂良校订本”为底本而镌刻的，并非出自《右军书记》所载之《十七帖》真迹。换言之，最初刊刻“敕字本”时，《十七帖》真迹应该早已失传。其实，真相并非如此简单。中田勇次郎先生以卷尾唐太宗勅押之“勑”字酷似唐玄宗《鹡鸰颂》勅押，故而怀疑后人移花接木。笔者对此深以为然。

传世“敕字本”亦有数种，依卷尾“僧权”押署二字异同，可将“敕字本”分为二大类:一类为“僧权”二字完整者;一类为“僧权”二字缺左半者，作“骑缝”样式。后者流传更广、影响更大，是《十七帖》传世刻本的主流。至于“敕字本”的刊刻年代，笔者从传世法帖的刊刻和流传的普遍情况分析，还是主张宋刻。

旧时相传《十七帖》宋拓本主要有:张伯英藏本(现藏上海图书馆)、孔广陶藏本(现藏香港中文大学)、宝晋斋本(现藏上海图书馆)、冯铨藏本(现藏开封市博物馆)、姜宸英藏本(现藏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罗振玉跋本(三井高坚听冰阁藏)、文征明朱释本(为安思远旧藏)等。以上宋拓并非出自同一底本，可区分为三个系统。

十年前，上海图书馆发现一册《十七帖》明代隔麻纸拓“吴继仕跋本”，属于“敕字本”之“僧权”两字缺半本系统。这份新数据的出现，解决了原来宋拓本鉴定的难点，使得《十七帖》版本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由此，我们将过去视为不同版本的各色宋拓本进行了归并，即将“文征明朱释本”“姜宸英本”“吴继仕跋本”等众多宋拓传本定为同出一石、同一底本，并将其统称“文征明朱释本系统”， 这一系统在《十七帖》传本中数量最多。

2020，又一份最新资料的出现，打破了我们对《十七帖》既有宋拓本的认知，从而彻底翻转了既往对《十七帖》善本的判断。2020年5月，北京文津阁小拍出现一本《十七帖》，此本为明刻明拓毫无疑义，当时并未引起收藏家足够的重视，区区数万元低价成交。但此刻本的出现最终却颠覆了整个“文征明注释体系”重要刻本的时间判断。让我们不能不惊叹“黑老虎”的厉害。

旧时相传宋拓“敕字本”最具影响力的“僧权”两字缺半本系统，仅剩冯铨藏本和张伯英藏本。王壮弘先生在《帖学举要》中认为诸种宋拓“敕字本”中以冯铨藏本为第一。

虽然“敕字本”之“僧权”两字缺半本系统的各种传本的刊刻相似度极高，但是，我们还是能在其中作出区分。笔者认为“冯铨藏本”与“征明朱释本”系统不同，与“张伯英藏本”亦不同，“冯铨藏本”笔画锋利紧洁，尤如新刻初拓，但棱角过显，缺乏古意。至于“冯铨藏本”何时所刻，何时所拓，需要亲见开封市博物馆原件实物之后才能一见分晓。

说完“冯铨藏本”，我们再来谈谈本次影印的“张伯英藏本”，此本为宋帘纹纸重墨拓本，卷子装，点画稍肥，字口较钝，倍见浑厚 圆润之气，尤具晋人雅逸之笔韵。明时为童轩、吴宽、项元汴等人递藏；清初归缪曰藻、查慎行、张燕昌；后入清宫，帖内钤有“嘉庆御览之宝”玺印;清宫散出后，归张伯英小来禽馆。卷末有明张正蒙为吴宽题跋一则。无论从纸墨特征，还是从递藏传承来看，“张伯英藏本”不仅是真宋拓古本，还是传世众多《十七帖》“敕字本”的源头，允为《十七帖》中的“墨皇本”。

注：本文系由对上海图书馆研究员仲威老师为本书撰写的题解删节而成，由于篇幅有限，题解中仲老师所述“敕字本”《十七帖》的“敕”字及其题名如何被“移花接木”、“敕字本”的刊刻年代为何是宋代不是唐代、“文征明朱释体系”诸刻本的时间断代又是如何被颠覆等兼具知识性和趣味性的故事于此处不得已略去，感兴趣的读者敬请阅读本书题解。

《十七帖》（张伯英藏本）底本原为卷子装，出于阅读方便和有效控制定价两方面的考虑，我们将其改为蝴蝶装出版，除装帧形式之外，所有内容均与底本一致。

本次出版，依旧是两种版本供选择，一、普通精装版（锦缎包面，抽拉函套）；二、特装本（竹板嵌锦缎封面，藏青布六合函套；限量200部）随书赠送手写编号藏书票一张。两种版本书籍内页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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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十七帖》是一卷王羲之草书的汇编，多为王羲之晚年写给益州刺史周抚的信札，以卷首有“十七日”而得名。相传真迹在贞观初年由进士裴业进献唐太宗，成为李世民收藏的众多王羲之书卷之一。此帖书法体势雄健，气象超迈，被奉为“今草极则”。

据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十《右军书记》载：“《十七帖》长一丈二尺，即贞观中内本也。一百七行，九百四十二字，是烜赫著名帖也。太宗皇帝购求‘二王’书，大王草有三千纸，率以一丈二尺为卷，取其书迹及言语以数相从缀成卷，以‘贞观’两字为二小印印之，褚河南监装背，率多紫檀轴首、白檀身，紫罗褾织成带。开元皇帝又以‘开元’二字为小印印之，跋尾又列当时大臣等。《十七帖》者，以卷首有‘十七日’字，故号之。”

令人遗憾的是，此卷真迹久佚，今天我们只能从《右军书记》对《十七帖》真迹的录文中，探知《十七帖》原迹共有二十帖，其先 后次序为:《郗司马帖》《逸民帖》《瞻近帖》《龙保帖》《积雪帖》《服食帖》《游目帖》《诸从帖》《旃罽帖》《谯周帖仁帖》《省别帖》《旦夕帖》《讲堂帖》《成都帖》《青李来禽帖》《药草帖》《虞安吉帖》《儿女帖》。

此帖真迹虽佚，但传世刻本众多，有敕字本、淳化阁本、贺知章临本、缺十七行本、颜真卿临本、米芾临本、宋无名氏临本等，名目繁多。现存刻本多为二十九帖，一百三十三行，一千一百六十字，未见“贞观”两字小印，不仅帖数、行数与《右军书记》中描述的有异，而且各帖的先后次序亦多有颠舛。另外，对照《右军书记》所作《十七帖》真迹录文可知，真迹中《谯周帖》在刻本中已析分为《谯周帖》《严君平帖》二帖。据此可知，刻本已非真迹原有形式。

“敕字本”因卷末刻有一个大“敕”字而得名，“敕”字下另刻有“付直弘文馆解无畏勒充馆本，臣褚遂良校无失”题名字样，故又被称为“弘文馆本”。在传世刻本中，历来以“敕字本”为正宗嫡系，而将其他刻本视为旁出支系。

传世“敕字本”《十七帖》刻本是依据“唐解无畏摹写、褚遂良校订本”为底本而镌刻的，并非出自《右军书记》所载之《十七帖》真迹。换言之，最初刊刻“敕字本”时，《十七帖》真迹应该早已失传。其实，真相并非如此简单。中田勇次郎先生以卷尾唐太宗勅押之“勑”字酷似唐玄宗《鹡鸰颂》勅押，故而怀疑后人移花接木。笔者对此深以为然。

传世“敕字本”亦有数种，依卷尾“僧权”押署二字异同，可将“敕字本”分为二大类:一类为“僧权”二字完整者;一类为“僧权”二字缺左半者，作“骑缝”样式。后者流传更广、影响更大，是《十七帖》传世刻本的主流。至于“敕字本”的刊刻年代，笔者从传世法帖的刊刻和流传的普遍情况分析，还是主张宋刻。

旧时相传《十七帖》宋拓本主要有:张伯英藏本(现藏上海图书馆)、孔广陶藏本(现藏香港中文大学)、宝晋斋本(现藏上海图书馆)、冯铨藏本(现藏开封市博物馆)、姜宸英藏本(现藏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罗振玉跋本(三井高坚听冰阁藏)、文征明朱释本(为安思远旧藏)等。以上宋拓并非出自同一底本，可区分为三个系统。

十年前，上海图书馆发现一册《十七帖》明代隔麻纸拓“吴继仕跋本”，属于“敕字本”之“僧权”两字缺半本系统。这份新数据的出现，解决了原来宋拓本鉴定的难点，使得《十七帖》版本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由此，我们将过去视为不同版本的各色宋拓本进行了归并，即将“文征明朱释本”“姜宸英本”“吴继仕跋本”等众多宋拓传本定为同出一石、同一底本，并将其统称“文征明朱释本系统”， 这一系统在《十七帖》传本中数量最多。

2020，又一份最新资料的出现，打破了我们对《十七帖》既有宋拓本的认知，从而彻底翻转了既往对《十七帖》善本的判断。2020年5月，北京文津阁小拍出现一本《十七帖》，此本为明刻明拓毫无疑义，当时并未引起收藏家足够的重视，区区数万元低价成交。但此刻本的出现最终却颠覆了整个“文征明注释体系”重要刻本的时间判断。让我们不能不惊叹“黑老虎”的厉害。

旧时相传宋拓“敕字本”最具影响力的“僧权”两字缺半本系统，仅剩冯铨藏本和张伯英藏本。王壮弘先生在《帖学举要》中认为诸种宋拓“敕字本”中以冯铨藏本为第一。

虽然“敕字本”之“僧权”两字缺半本系统的各种传本的刊刻相似度极高，但是，我们还是能在其中作出区分。笔者认为“冯铨藏本”与“征明朱释本”系统不同，与“张伯英藏本”亦不同，“冯铨藏本”笔画锋利紧洁，尤如新刻初拓，但棱角过显，缺乏古意。至于“冯铨藏本”何时所刻，何时所拓，需要亲见开封市博物馆原件实物之后才能一见分晓。

说完“冯铨藏本”，我们再来谈谈本次影印的“张伯英藏本”，此本为宋帘纹纸重墨拓本，卷子装，点画稍肥，字口较钝，倍见浑厚 圆润之气，尤具晋人雅逸之笔韵。明时为童轩、吴宽、项元汴等人递藏；清初归缪曰藻、查慎行、张燕昌；后入清宫，帖内钤有“嘉庆御览之宝”玺印;清宫散出后，归张伯英小来禽馆。卷末有明张正蒙为吴宽题跋一则。无论从纸墨特征，还是从递藏传承来看，“张伯英藏本”不仅是真宋拓古本，还是传世众多《十七帖》“敕字本”的源头，允为《十七帖》中的“墨皇本”。

注：本文系由对上海图书馆研究员仲威老师为本书撰写的题解删节而成，由于篇幅有限，题解中仲老师所述“敕字本”《十七帖》的“敕”字及其题名如何被“移花接木”、“敕字本”的刊刻年代为何是宋代不是唐代、“文征明朱释体系”诸刻本的时间断代又是如何被颠覆等兼具知识性和趣味性的故事于此处不得已略去，感兴趣的读者敬请阅读本书题解。

《十七帖》（张伯英藏本）底本原为卷子装，出于阅读方便和有效控制定价两方面的考虑，我们将其改为蝴蝶装出版，除装帧形式之外，所有内容均与底本一致。

本次出版，依旧是两种版本供选择，一、普通精装版（锦缎包面，抽拉函套）；二、特装本（竹板嵌锦缎封面，藏青布六合函套；限量200部）随书赠送手写编号藏书票一张。两种版本书籍内页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