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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与苏联结盟的决策，必须了解存在着两个互动的层次：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客观进程与中国领导人追求结盟的认知和行为过程，以及它们之间的具体联系，包括这两个层次何时被清楚准确地认识到，并开始被联系在一起考虑。

种种情况导致中国决策者在结盟过程中的诉求会越来越多地反映民族国家的利益（尽管还远远不够），并不得不为回应国内（包括他们自己）的民族主义诉求而在结盟最后阶段要求苏方做出更多的让步，否则，中共以及中国革命的合法性都将被严重削弱。

中国决策者从为实现革命运动的目标而追求与苏联结盟，却在结盟的过程中为现代国家建设而同斯大林讨价还价，而且在这方面没有得到满足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尽管他们当时并没有让负面感受影响到结盟的进程，但在随后的年代里，那类问题最终发酵为摧毁同盟的重要因素之一。

如果从处理现代国家建设的角度客观地分析， 1950 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仍然未能超越，有些方面甚至没有达到1924 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水准。例如，条约没有涉及两国处理边界遗留问题应依据何种的原则，或者为达成必要的准则建立相应的双边机制，等等。这反映了特殊历史条件下一种独特的情况。后来的巨变证明，中苏结盟不过是中苏关系的历史宿命的又一个开端。中国要想完成现代国家的建设，必须同苏联解决全部的历史恩怨，而不仅仅是建立一个有利于特定时期的安全或根据某种理想而推动革命运动的军事同盟。这需要时间。

10月2日电报被公开的部分包括了毛泽东阐述的一个相当完整的战略方案，其中包括了要争取达到的最好目标和力争避免的最坏局面。其一，毛泽东表示决心要派军队到朝鲜作战，否则美国占领整个朝鮮，不仅使“朝鮮革命力量受到根本失败”，而且美军“将更为猖獷，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其二，中国出兵的目的并不限于斯大林来电所说，只是派几个师帮助朝鲜守住三八线，而是“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战争成败的关键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军”。正是基于这样的设想，他提出一次出动十二个师，而不是斯大林建议的五六个师。

在中国所有决策者中，毕竟只有毛泽东与斯大林专门讨论过“东方的”革命运动，并最清楚中共承担的革命义务到底意味着什么。当然，不能否认毛泽东明的个性的作用。每个中国领导人都有可能遇到相同的处境，但当时能立即做出这样明确和激烈反应的只有他一个人。特别是他这时正直接指导中国军事顾问团帮助越军，在越南北部边境地区实施边界战役。同时指挥在中国境外两个半岛的战争，这恐怕是他指挥战争的经历中的巅峰时刻。这对他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不可低估，他自认个性中“虎气”的一面会更加昂扬。

假定将国家战略利益仅仅界定在防止和消除安全威胁的范围，那么引发决策层热烈争论的逻辑看上去是有些矛盾的。如果以维国家安全为理由出兵援朝，就不得不面对另一种可能，即出兵会导致更严重的不安全，例如将战争引到本土，或者因为战争失利而导致政权的不安全，等等。毛泽东在10月3日向罗申突出地表达了他们的主要担心，即“美国与中国直接冲突”会破坏中国的和平建设计划，以及由此引起国内各方不满。正是这种困难使他们的确为避免出兵、至少是推迟出兵等，做出过努力，毛泽东也不例外。包括如前所述，他们通过印度向美国阐述了中国的安全关切、警告和最终会参战的红线。

在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由于已经决定要出兵了，林彪又提出了“出而不战”，建议军队进人朝鲜后屯兵于北部建立一条防线，能不打最好。这的确是一个极富想象力的战略设想，而且被证明至少其战略逻辑在中国決策层是有重大影响的。这样做首先就否定了那种帮助朝鲜完成统一的可能性，而明显的好处是可以通过威慑而不是大规模战争，让朝鲜政权在朝鲜半岛生存下去，从而也算履行了国际主义义务。

在重大决策过程中，任何外部因素会产生何种影响都取決于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该因素在决策过程中客观上的重要性；二是决策者对该因素是否重视以及重视的程度，而且重视的程度往往决定着该因素在实际上会产生何种影响。在联盟政治中，苏联一旦表达态度，就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提升中国决策者对问题的重视程度。在打过三八线的问题上也不会有例外。最初是志愿军的胜利使毛泽东倾向于改变军事计划，提高军事目标；接着是苏方鼓

励中国决策层选择打过三八线，并因此不支持中方在志愿军越过三八线以前开始停战谈判；然后是毛泽东虽然了解了志愿军的实际困难，却必须考虑苏联的决定和反应。结果是盟国之间就打过三八线达成的共识，成了中国内部决策系统谋划第三次战役的一个出发点，志愿军将领则由此出发策划军事行动。这种程序在客观上扩大了盟国对决策的影响，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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