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鸡鸣：变动时代的读书人 网盘下载 pdf 免费 2025 在线 epub 电子版

　　从根本言，中国的近代是个风云变幻的过渡时代。用梁启超的话说，“过渡相”的特点，就是前波后波，“互起互伏，波波相续”。在各种秩序全方位解体的时代，很多时候真是风雨如晦，个人“以一身立于过去遗骸与将来胚胎之中间，赤手空拳，无一物可把持”，只能徘徊彷徨于过渡期中。

近代这个风云时代的构筑者很多，读书人是其中一个重要群体。由于曾为四民之首，本以澄清天下为己任，身处过渡时代的近代读书人，尽管社会定位和自定位都出现了变化，一面对新的时世感到困惑，又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始终在两难的窘境下徘徊、调适并继续努力，真正是《诗经》所说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他们的故事多与读书相关，却又越出读书之外。

《风雨鸡鸣：变动时代的读书人》讲述的，就是中国近代这一激变时代的读书人和读书事。

一

经典淡出之后的读书人

国家与世界：五四时代读书人的徘徊

二

张之洞与“中体西用”

国器章太炎

越是时代的越永恒：梁启超文本的跨世纪解读

有计划的死：梁济对民初共和体制的失望

三

永远是他自己的陈独秀

陈独秀与五四后《新青年》的转向

疾病与历史：非常威尔逊

四

尝试梦想的胡适其人

两个质疑留学的留学生

——读梅光迪致胡适书信，1910-1913

五

语语四千年：傅斯年眼中的中国通史

陈寅恪的“古为今用”

非驴非马：陈寅恪的文字意趣一例

陈寅恪的“不古不今之学”

——2008年11月13日在复旦文史讲堂的演讲

六

凭直觉成大学问：梁漱溟的治学取向和方法

学问真性情：梁漱溟的批评与被批评

脱弃机械的一片真诚

——介绍梁漱溟的《朝话》

七

要言不烦：缪彦威先生论表述

与时代和社会相感应

……

八

九

　　罗志田，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著作有《道大无外》《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等二十余种，在《读书》《二十一世纪》《战略与管理》《开放时代》《万象》《文化纵横》等刊物发表文化与学术评论百余篇，为《南方周末》《中国新闻周刊》等撰写小评论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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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的近代是个风云变幻的过渡时代。这个时代的读书人，尽管社会定位和自定位都出现了变化，却始终在两难的窘境下徘徊、调适，并继续努力，真如《诗经》所说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封面采蔡元培先生题字）。本书讲述的，就是中国近代这一激变时代的读书人和读书事。

前言

自  序

    什么是历史的主体？或谁是历史的主体？这是众多历史从业者萦绕于心的问题。据梁启超的看法，司马迁的写作精神就是“以人物为历史主体”，故他的《史记》也“以人物为中心”。后世虽传承了司马迁所创的“纪传体”形式，其实没得到他的历史精神，盖“《史记》之列传，惟借人以明史”；而“后世诸史之列传，多借史以传人”（《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历史的主体是人，这一点当永不忘记。

    既然历史的主体是人，历史的主体性也当表现在人身上。中国传统史学本特别注重“人”，所谓“纪传体”史书，就是以人为本位来构建历史的典型体现。这一传统流传了两千多年，但在近代遭到强烈质疑，而开风气者仍是梁启超。他那句“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流传甚广，百年来多被视为对旧史学的正确概括。那时的梁启超以为，纪传体这种旧形式不过是一篇篇的纪传像“海岸之石，乱堆错落”在那里，简直就是“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而新史学“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以寻求历史的公理、公例（《新史学》《中国史叙论》）。

    随着天下的崩散和国家（以及社会）的兴起，逐渐形成以国家为基本历史叙述单位的趋势，个体的人也日渐从历史叙述中淡出。这种新史学风气的影响是持续的，迄今不衰。我在2009年曾提出“把隐去的‘人’召回历史”，希望把我们史学中日渐稀少的具体单个的“人”召回到历史著述中来，让读者在“思想”的产生过程中看到思想者怎样思想，构建以人为主体的思想史。不过那主张没产生什么影响。好几年后，王汎森兄还不得不以专文探讨历史叙述中“人的消失”。

    其实就是要侧重国家和社会，也离不开个体和群体的人。如瞿秋白所说，想要“了解一国的社会生活，决不能单凭几条法律几部法令，而要看得见那一社会的心灵”。一个社会的心灵，当然只能反映在人的身上。任何个人的观感都有其个别性，然正如滴水可见太阳，个人的观感也无不可以反映所谓时代精神，研究者不难从中看出并把握时代的脉搏。简言之，历史的共性完全可以展现在个人的经历和体验之中。

    也只有将每一当事人还原为具体场景中活生生的人物，然后可避免将其过度抽象化，不至于使具体的人被“物化”。黑格尔曾区分哲学史和政治史，前者的特点是“人格和个人的性格并不十分渗入它的内容和实质”，而在后者中，个人正是凭借其性情、才能、情感和性格而“成为行为和事件的主体”（《哲学史讲演录》）。窃以为他所说的政治史也可以推广到非哲学的一般历史研究，我们确实需要更多注意历史中活生生的个人。毕竟人是活的，个人之所以为个人，正因其有思想，有行为，有感情，也有性格。群体亦然。

    而人的性格情感，正体现在其言行之中，故孔子早就提倡与其“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我们记人也不能徒载空言，须“直叙其事”，否则便“善恶混然不可明”（李翱《百官行状奏》）。唯不能须臾忘记的是所有行事的主体——人。古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安排，大概就有防止离人而言事的寓意在。

    实际上，如果不能真了解一个人，读其书也未必有多深入的了解。陈寅恪曾慨叹，王国维的著述“流布于世，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读者若不能越出自身所处之时间地域，而与立言者“神理相接”，以想见其人其世，则所称道之学，或亦不免隔膜（《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陈先生关于“是非之论”当然有特指，却也提出一个有更广泛意义的史学问题。很多时候，我们正是通过立言者的著述来理解其所欲言。然而立说之人既有主动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也可能不得不欲语还休，还有许多有意无意间的言而不书；同时大部分言说都存在于对话之中，受到立言对象和周遭观听的影响。张东荪在讨论青年何以“烦闷”时注意到，“一部分人专为反对之言论，以扫青年之兴趣。此辈之言论虽不见于出版物，而交际场中固屡屡闻之”（《青年之悲观》）。

    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中国古人对辨析所见、所闻和所传闻的讲究，表明他们也充分考虑到各自的重要。后之研究者不能不多看立言者本人的及相关的出版物，同时也要尽量了解当时当地交际场中传播的言说，尽管这不得不多依靠间接的史料和史料的间接表述。要知道任何材料都是某种“故事”的陈述，即使道听途说，亦不妨其时有所得。更重要的是，许多从当时传闻得来的二手叙述，或非“事实真相”，但恰可告诉我们那时有关“某人”“某事”的传言如何，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当地当事人认知中的“某人”“某事”大致是怎样一回事。与所谓手的“实录”性文献相比，这些“所闻”和“所传闻”的异词，别有其史料价值，其重要性并不稍减。

（未完）

书籍介绍

中国的近代是个风云变幻的过渡时代。这个时代的读书人，尽管社会定位和自定位都出现了变化，却始终在两难的窘境下徘徊、调适，并继续努力，真如《诗经》所说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封面采蔡元培先生题字）。本书讲述的，就是中国近代这一激变时代的读书人和读书事。

本书为史家罗志田先生的随笔集，集中关注近代读书人的学术与思想世界，包括张之洞、章太炎、梁启超、梁济、陈独秀、胡适、梅光迪、傅斯年、陈寅恪、梁漱溟、缪钺、吴天墀、张芝联等诸先生。本书非学院写作，无意追求系统全面， 所述故事或许惊天动地、荡气回肠，也可能不过就是一些细枝末节。但这些大小不一的行事，多少都反映出所处时代的社会心灵。